照片中这个被打死，暴尸滩涂的家伙，是在日本航空界，有堪称"神话"地位的王牌飞行员——藤田雄藏，这家伙看上去很强壮，虽然死了，但表情死硬，这才是穷凶极恶真实的“鬼子”。1939 年，藤田雄藏跳伞后，竟用手枪打死了发现他的中国船工。我军战士目睹暴行后，怒火中烧，将其击毙，百姓围观后无不拍手称快。
1939年2月初，湖北荆门的襄河之畔，一张特殊的照片开始在抗日前线流传。
照片上，一具被扒去军服的尸体躺在一块门板上，身旁散落着手枪、指南针和一本日记。
最显眼的，是一柄刻有“天皇御赐”字样的军刀。
这具尸体的主人，是数日前还在日本国内被奉为“飞行英雄”的王牌飞行员藤田雄藏。
1907年，藤田雄藏出生于日本横滨。
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，他迅速投身新兴的航空兵领域，成为一名痴迷于技术的精英。
他参与试制了日本陆军首架滑翔机，培养出顶尖飞行员。
1938年，他迎来了生涯的巅峰——驾驶“航研机”创造了11651公里的闭合航线世界纪录。
经国际认证后，他瞬间成为全民偶像，被誉为“科学日本”征服天空的象征。
当这份技术才华被注入战争的躯体，便迅速蜕变为高效的杀戮技艺。
他以航空技术顾问的身份来到中国战场，那些曾用于挑战极限的精密计算与飞行经验，被悉数用于提升轰炸精度。
扩大对重庆、兰州、武汉等后方城市的恐怖袭击。
他创纪录的航程，成了深入中国腹地投掷炸弹的作战半径。
他对飞行的狂热，在战火中扭曲为对地面生灵的漠然。
这位技术偶像的另一面，是冷酷的战争参与者。
1939年1月31日，他与航空兵大佐渡边广太郎等六人，登上那架从意大利购入、被刻意命名为“天皇号”的BR-20重型轰炸机，从北平南苑机场起飞前往汉口。
这架飞机本身就是武力炫耀的工具。
2月1日正午，当“天皇号”飞临荆门沙洋县襄河上空时，早已严阵以待。
机舱内的日军或许带着惯常的骄矜，以巡视的姿态掠过低空。
突然，地面多个隐蔽阵地喷出火舌，国民革命军第44军第149师893团在李禾农团长指挥下，打出了一个完美的交叉火力网。
子弹锐利地撕裂空气，狠狠咬穿了引擎。
轰炸机剧烈一震，随即拖着滚滚黑烟，发出不甘的哀鸣，歪斜着迫降在襄河东岸冰冷的沙滩上，结束了它的航程。
机上的六名日军人员侥幸未在坠机中丧生，他们踹开机舱门，惊魂未定地爬出残骸。
面对陌生的中国土地，第一反应是隐匿与逃亡。
这时，一名普通的中国船工正撑着小船在附近的河面上经过。
骤然看见这几个身着飞行服的异国军人，船工出于本能，高声呼喊示警。
这声呼喊，成了他留在世上的最后声音。
率先反应过来的藤田雄藏，几乎未作任何犹豫，拔出手枪便向手无寸铁的船工射击。
枪声清脆，船工应声倒入河中，鲜血染红一片河水。
对藤田而言，这或许只是清除一个可能暴露自己行踪的“障碍”，是战场上冷酷的生存逻辑。
可是，这声枪响，也彻底断送了他们的逃生之路。
枪声引来了正在附近搜索的893团士兵。
战士们赶到河边，看到的是同胞冰冷的尸体和正抢夺小船企图顺流逃跑的日本人。
目睹无辜百姓被杀的暴行，怒火瞬间吞噬了每一名中国士兵。
复仇的子弹如暴雨般倾泻向河面。
陷入绝境的藤田等人试图用手枪还击，并疯狂地将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抛入河中。
但在绝对的火力优势下，抵抗迅速瓦解。
几分钟后，六具尸体漂浮在襄河冰冷的水面上，其中包括藤田雄藏和渡边广太郎。
战斗结束，清理战场。
目睹船工惨死的悲愤，联想日机轰炸下无数同胞的哀嚎，一种超越战场规则的、源自最朴素正义感的激愤，在队伍中蔓延。
战士们将六具日军的尸体拖上岸，剥去象征其身份与荣誉的军服、飞行夹克，用门板将其赤裸的躯体陈列。
有人找来白布，盖上尸体，用浓墨写下每个人的姓名、军衔。
并简要标注其罪行——“轰炸平民”、“枪杀船工”、“侵略者”。
随后，这些尸体被抬至沙洋镇街头示众。
消息如野火般传遍四乡八镇。
长期饱受日机轰炸之苦、家园被毁、亲人罹难的百姓从四面八方涌来。
这不是一场猎奇的围观，而是一次集体情绪的宣泄与民族尊严的艰难重拾。
人群中，一位在日机空袭中失去儿子的老妇人，颤抖着掏出纳鞋底的锥子，狠狠地扎向藤田雄藏的尸体。
无人阻拦，周围反而爆发出压抑已久的叫好声。
石块、泥土、唾沫，夹杂着国仇家恨，纷纷落在那几具曾经代表不可一世的侵略武力的躯体上。
这一刻，“天皇御赐”的军刀黯然失色，世界纪录保持者的光环烟消云散，只剩下侵略者应有的、赤裸而卑微的终局。
藤田雄藏之死及其被裸身示众的事件，向世人昭示：无论敌人披着多么炫目的“技术”、“精英”外衣，也无论其一时如何嚣张，只要踏上侵略的国土，残害无辜的百姓，最终都难逃覆灭的下场，并会遭到最严厉的道义审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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